心理研究 | 这些词汇使用频率增加 或揭示抑郁症风险提升

原标题：让语言为抑郁患者打开心灵之窗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障碍，表现为悲伤、感到没有价值、无望，它严重损害患者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并威胁其寿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到2030年，抑郁症将位列全球疾病负担第一位。目前，抑郁症的诊断主要依赖于患者的自我报告和医生的临床访谈。然而，由于患者对抑郁症的了解不足，他们往往更倾向于报告身体症状，而不是情绪症状。此外，由于社会压力的存在，患者可能会隐瞒自己的抑郁症状，不愿与医生进行深入讨论。因此，抑郁症的诊断经常会出现误诊和漏诊的情况。而语言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能。

语言是人们将内心的想法和情感转化为外显表达的最常见、最可靠的方式。语言使用模式，即个体言语表达过程中词汇使用的倾向性，是揭示心理健康和精神病理学特征的重要指标。分析语言使用模式是抑郁症隐秘而便捷的早期预测和辅助诊断手段。例如，自我关注是抑郁症患者的显著特征之一，抑郁个体自我关注程度的增加反映在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使用频率的增加上。相反，第一人称复数代词的使用频率随抑郁水平的增加而减少，这与个体体验到较高的人际关系痛苦和较低的主观幸福感有关。此外，抑郁水平越高，负性情绪词的使用越多，正性情绪词的使用越少，体现出抑郁个体的消极偏向和积极缺陷。以往的研究也揭示了与抑郁相关的语音特征，其中语速慢被视为抑郁症的可靠指标。蒙特（Mundt）等人发现，接受治疗的重度抑郁症患者相比未接受治疗的患者，说话更多、更快，停顿更少。总之，分析一个人的语言使用和产出特征为抑郁症检测提供了一种隐性方法，能够避免在显性测量中因自我偏见和社会期望导致的症状报告不足，从而提高抑郁症检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自传体记忆，即关于一个人亲历事件的记忆，反映关于该个体的重要信息，甚至可以说自传体记忆定义了“我们是谁”。我们在最近的研究中采用了自传体记忆范式，记录下个体回忆亲历事件的口头报告，以考察抑郁引起的语音和词汇使用上的变化。考虑到抑郁症患者的语言使用和产出可能受情绪情境影响，我们在自传体记忆范式中操纵了回忆事件的情绪类型。具体来说，我们招募了40名临床诊断为首发重度抑郁障碍的成年患者，同时招募了40名年龄和性别匹配的非抑郁个体作为对照组。所有被试都完成了第二版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II），以测量其抑郁水平。在自传体记忆任务中，被试根据电脑屏幕上呈现的情绪标签词（悲伤、愤怒、恐惧、中性或快乐），口头回忆过去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每种情绪情境下回忆6个事件，每个事件的回忆报告持续30秒，共15分钟的口头报告被录音设备记录下来。

对于所收集的语音数据，我们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包括总字数、语速、停顿时长和停顿次数。同时，我们将录音转化为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并基于2015年简体中文版语言查询与字数统计（SCLIWC）词典，提取了反映不同心理过程的词类（如，反映注意焦点的第一人称代词）的词频。随后，我们对语音和文本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检测抑郁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再通过相关分析，找出各情绪情境下与抑郁水平（BDI-II得分）相关的语音和文本特征，然后基于该结果，建立逐步回归模型，评估情绪特异性的语言特征在抑郁识别中的表现。

研究结果显示，重度抑郁障碍患者整体上比非抑郁个体说得慢、说得少，尤其当患者回忆悲伤和快乐事件时，语速能可靠预测抑郁水平。这一结果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悲伤和快乐的情境在使用语速识别抑郁时的优势。此外，研究还发现，抑郁组和对照组在停顿时长和次数上并未出现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自由回忆削弱了组间差异。至于词汇使用特征，我们的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在注意焦点方面，抑郁组比对照组使用“我”这个词更多，表明抑郁个体自我关注度更高。当回忆愤怒事件时，这种自我关注尤其突出，揭示出抑郁症患者的愤怒可能源于自身而非他人。

第二，在情绪性方面，重度抑郁障碍患者与非抑郁个体相比，负性情绪词的使用频率增加，呈现出抑郁引起的消极偏向。在回忆恐惧经历时，患者更多地使用愤怒词汇，表明其恐惧应对策略减少，导致敌意和攻击性表达增加。此外，抑郁症状越严重的个体在谈论愤怒的记忆时越会感到焦虑，从而更多地使用焦虑词汇。总的来说，情绪词反映个体对经历过的事件的情绪反应，频繁地使用情绪词表明个体的情绪反应增强，这也与情绪调节效率降低有关。我们发现，个体抑郁水平越高，情绪词使用就会越多，情绪调节效率则越低，尤其是对于恐惧的经历。这一点得到了副词使用结果的支持。副词反映情绪强度，而我们的研究发现抑郁水平越高，副词使用越多，个体的恐惧感越强。

第三，在社会联系方面，我们的研究首次建立了抑郁症与认同词（如，好的、当然）使用之间的联系，发现重度抑郁障碍患者认同词的使用少于非抑郁个体，而认同词反映群体共识和社会参与，此结果表明抑郁症患者较少参与团体/社会活动或与他人达成一致，这符合抑郁症社会孤立和社会脱离的特征。患者工作相关词汇的使用也减少，表明其工作活动减少，毕竟失业是抑郁症的致病因素，而就业是该疾病的保护因素。抑郁症患者使用性词汇和家庭词汇多于非抑郁个体，他们的情绪记忆似乎更多地与亲密关系而非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家庭确实在抑郁个体的经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抑郁个体对家庭成员的死亡、患病和冷漠感到悲伤，对他们的误解、责骂和不公感到愤怒，对他们的分离、暴力和失望感到恐惧，对他们的陪伴、鼓励和支持感到高兴。先前采用问卷评估家庭影响的研究报告了抑郁症与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经济状况等家庭因素相关。我们的研究首次发现，家庭相关词汇的使用是抑郁症患者回忆自身经历时的语言特征。

第四，在健康状况方面，抑郁症患者比非抑郁个体更多地使用健康类和生物类词汇（如，躯体抱怨），这表明抑郁会增加躯体抱怨。相比非抑郁个体，抑郁症患者在谈论悲伤记忆时，更经常提及疾病、手术经历和身体疼痛等，表现了其心理上的痛苦和对躯体症状的悲观态度。此外，他们更多地使用死亡相关词汇来叙述恐惧和中性的记忆，他们难以忘怀家人、朋友、宠物等的死亡以及自杀的想法，对死亡的恐惧和对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不确定性似乎充斥着他们的思想。

第五，在认知风格方面，抑郁症患者与非抑郁个体相比，心理词汇的使用频率增加，尤其在叙述恐惧记忆时。因果词（如，因为、因此）用于解释大多数创伤性事件中的因果关系，但抑郁症患者叙述快乐的经历时表现出对该类词汇的偏好，这可能反映了抑郁导致积极情感减弱后的重评过程。我们还首次发现，在恐惧记忆叙述中不一致词汇（如，应该、可能）的使用可以预测抑郁症状。实际上，这类词汇反映的是认知过程。当人们压抑自己的消极想法时，他们可能会比不压抑时更少地使用不一致词汇。我们的发现表明，抑郁程度越高的个体似乎越难抑制对其恐惧经历的消极认知。

此外，与以往研究一致，我们也发现重度抑郁障碍患者在叙述恐惧记忆时使用过去时的频率增加，表明抑郁个体很难从经历过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他们回忆悲伤经历时较少使用成就词，缺乏成就感可能是抑郁症的诱因之一。在描述愤怒经历时，患者使用介词、连词等功能词的频率减少，这是抑郁引起该类词使用变化的首个证据。以往研究发现介词的缺失伴随着语言产出的不流畅性，我们的发现表明愤怒情绪可能会干扰抑郁症患者的表达。

本研究的逐步回归模型能解释71.6%的抑郁程度变化，在抑郁识别方面优于大多数模型。情绪功能障碍已被广泛且一致地视为抑郁症的核心症状。然而，在研究抑郁的语言特征时，很少有研究考虑情绪因素。本研究建立的模型的优良性能表明，在通过语言使用与产出特征检测抑郁时，不同情绪情境的选择是提高抑郁症识别准确率的有效手段。

总之，通过分析重度抑郁障碍患者情绪记忆的语料，我们的研究不仅证实了以往研究的发现，即代词、情绪词、健康相关词汇、过去时等词类的使用以及语速是抑郁症的可靠指标，而且还揭示了一些新的抑郁语言特征，如家庭、认同、不一致、功能词等词类的使用。简而言之，对不同情绪情境下的语料进行分析可为抑郁识别提供一种隐秘、便捷、客观、有效的方法。此外，这种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抑郁障碍的潜在原因（如，家庭、工作、认同）。当然，这些因素对抑郁症发生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山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